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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原副检察长、反贪局局长张遥一审因受贿被判13年，判决后，张遥不服，提出上诉，并称自己无罪，称指控他犯罪的证据违反程序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。

    重实体轻程序一向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诟病，程序的重要性只有在足以影响到证据的真实性的程度上才会被重视。我们知道，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，没有公正的程序就很难会有公正的实体。佘祥林案、杜培武案，都是因为不公正的程序而最终造成的冤案，如果当初像注重实体一样的注重程序，不肆意妄为，不刑讯逼供，那么就不会造成最终的冤案。如今又有了一个张遥受贿案，既然已经有了前车之鉴，那么在张遥案还没有最终定性，还没有造成冤案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就从程序上把握住，防止再一次让佘祥林、杜培武这样的冤案发生呢？

    张遥案涉及到程序上的问题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取证的程序，二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。

    首先，在调查证人的取证程序上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可以选择的地点是证人的所在单位或住处，必要时，也可以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提供证言，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是违法的。然而，张遥案的证人作证地点，许多关键的证人证言都是在法律规定之外的地方，把证人传唤到到武警边防总队，甚至有的是在南京的希尔顿大酒店！法律之所以规定取证的地点，就是对国家机关公权利作出限制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证人作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，而如果在法律规定之外的地方取证，势必对证人形成心理压力，从而作出不真实的陈述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证人在刑警边防总队作证，其心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。这就好比，问你问题的同时，在你的头上举着一把鬼头大刀，我想，你一般不会回答出不符合我心意的答案。

    其次，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上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，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和无罪的辩解，然后向他提出问题。然而在张遥案件中，侦查人员对张遥的讯问并没有按照法定程序，甚至整个讯问中都没有谈到犯罪两个字。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话语权的剥夺。

    当然，程序问题只是张遥案的冰山一角，但是，程序的公正与否，却直接影响着实体的公正。不要说张遥无罪，即使张遥有罪，如果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审判，最终的判决也难以让人信服。（来源：中国刑事辩护网，作者赵荔，北京亦非律师事务所律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