冤案追责应成为“铁的程序”
□ 张海英
内蒙古公检法机关日前相继对呼格案相关人员启动调查。记者盘点了近年10起曾引起关注的冤案发现，赵作海案、浙江叔侄案、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等3起冤案已进行追责，安徽于英生冤案启动追责程序，暂无下文；其他案件均未明确启动追责程序。（18日《新京报》）
对于未明确启动追责程序的案件，记者调查显示，有的地方法院称“不清楚”，有的称“不了解”，还有的干脆不回应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不仅被冤枉人及其家属难以接受，公众也难以接受。这些冤假错案为何不见追责，如何才能追责，这应该引起社会的思考。
既然法院最终宣判“涉案人”无罪，或已做了国家赔偿，这意味着相关办案人员是有责任的，如果对其不追责，何以安抚受伤的心，又怎能警示其他公检法人员？又如何完整体现司法程序的公平正义？笔者认为，自有错案追究制以来发生的冤假错案，追责理应“一个都不能少”。
这有两层意思：一是所有未明确启动追责程序的冤案，都应依法追责。据悉，早在1993年各级法院就在推广错案追究制度。如果说早年因时间久远、人员变化、证据缺失等原因难以追责，那么，最近5到10年的错案，能追责的理应去追责。
二是错案中的办案人员，凡是违法违规的都应追责。内蒙古近日调查呼格案全体办案人员，这是公众期待的一种追责态度。但未必所有启动追责程序的错案，所有办案人员都受到追责。有法学教授曾调研发现，有的地方法院不追责，有的追责轻，有的追责重。不追责与追责轻，都是一种纵容。
数据显示，2013年各级法院审结国家赔偿案件2045件,决定赔偿金额8735.2万元。这些冤假错案真正启动问责程序的究竟有多少，这既需要有关方面公开相关信息，也需要有后续的督察机制。尤其是，究竟是何因素影响冤案追责，我们有必要找准“病因”并且“对症下药”。
在笔者看来，影响冤案追责的因素之一，是一些地方的公检法机关缺乏追责意识，不愿“自己追责自己”。其中有的办案者已成为领导，“自究”显然难度较大，而有些司法机关错误地认为追责影响单位形象，所以不愿追责。
其二是缺乏压力。曾有媒体盘点20起冤案发现，鲜见是由司法机关主动洗冤。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施加外部的压力，比如说，舆论监督就是一种压力，可鞭策某些冤案启动追责。在舆论监督之外，更要有一套日常的监督机制发挥推动作用。
其三是之前的冤案追责制度不完善。虽然多年前法院系统就推广错案追究制度，国家赔偿法也有相关规定，但由于有的规定可能过于原则，影响操作性。去年出台的《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》等，细化和完善了追责制度。希望从此追责能够常态化，做到有责必追。
显然，无论是公检法系统防止冤假错案的相关规定，还是国家赔偿程序，都应把追责作为处理冤假错案一道“铁的程序”，绕不开的程序，应强制问责并公开问责结果。要意识到，处理冤假错案，绝不仅仅是宣告无罪，进行国家赔偿，还应该包括追责，只有追责才能让迟来的正义少打折扣。
编辑：杨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