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法治思维破解“压力维稳”与怠政怪圈

　　近日，围绕厦门4.25聚集事件的新闻再度成为媒体、网民的关注焦点。中国新闻网、中国广播网、中国经济网、腾讯大闽网等媒体相继转发了《厦门4.25聚集事件持续发酵，真相到底是什么》的调查性报道，还原了被刻意歪曲传播的“女区长强拆被扒光上衣”事件真相，质疑事件中的暴力袭警、侮辱妇女等涉嫌犯罪的行为并未得到及时处置，报道亦直指厦门市有关方面面对突发事件处置失措，称为“政府危机处置的典型失败案例”。

　　失败的处置案例与路径个个相似：“事前无预警、事中不作为（乱作为）、事后忙补救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厦门市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被动表现颇具代表性，进退失据的背后有，既有“突发事件处置不当一票否决”的考核高压，也有僵硬维稳外衣下的怠政思维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行政生态的急剧变化，行政执法面临着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，尤其是在所谓“维稳”压力之下，执法者和执法机关必须考量诸多法外因素，法治权威受到削弱，法治不彰又衍生新的矛盾和问题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执法者必须权衡执法行为是否可能引发当事人的信访、群体性聚集、暴力抗法等情况，而一旦群体事件中的非理性行为已经发生，执法者必须在“优先平息事态”还是“严守法律底线”之间做出选择。在很多个案中，违法行为客观存在，相应的处罚规定也十分明确，但执法者必须考量法律以外的其他因素，结果往往是政府及执法机关一味退让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一些地方在“维护稳定”的惯性、僵硬思维下，通常采用一种很怪异的处置方式，即事件的解决速度和力度，以其危害当地稳定或形象的严重度来衡量。但这样思维直接造成了一种更怪异的方式，即“事情只有闹大才能解决”。因为在维稳指标下，执法当事人和执法机关之间存在一种秘而不宣的博弈关系：针对政府的“维稳”策略，当事群体往往以此相胁，即采用或者威胁破坏社会稳定秩序的手段以期获得政府的让步。

　　在僵化的“维稳”口号下，“稳定”博弈“法治”，屡见不鲜的结果是“稳定”获得了优先权，其后果则是行政执法公信力不断降低。与此相应，公众对执法行为不理解、不支持已成常态。由不信任转变为非理性对抗的事例屡屡发生，而执法公信力下降更与法律权威流失相伴随。

　　和厦门4.25聚集事件相似，近年来的群体事件大多具备这一特征，亦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命名为“压力维稳”，并断言这一模式已经难以为继。

　　值得重视的是，一些地方政府及执法人员囿于“维稳”，裹足不前，存在“多做多错，不做不错”的消极心理，唯恐引发“不稳定”事件，宁愿不作为，不敢有所为。在公众意见和法律规定之间，踯躅徘徊，首鼠两端，甚至以“维稳”之名，行惰政怠政之实。

　　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惰政、怠政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，惰政怠政的直接后果是误政，其危害和滥用权力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同样严重。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要求，要“十分注意治理庸、懒、散和好人主义等不良风气”。

　　而破解“压力维稳”与维稳口号下的怠政怪圈，法治思维显得尤为重要。在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的当下，相关政府及行政机关必须坚持依法履职、依法处理涉稳案件，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，维护法治权威，在个案层面预防“引燃”不稳定因素，同时在维稳中坚持依法处置。

　　这就要求政府及执法部门针对公众维权“依势博弈”的表现形式，有理有节，“化势引导”，面对群体事件中出现的暴力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果断处置，而针对“合法、合理的诉求表达与维权行为，则必须依法维护群众权益、切实群众解决问题，始终以法律为基本手段和立足点，消解“博弈势能”，实现不稳定因素的“软着陆”，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。(柴胡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