聂树斌案：更应该反思的是冤案纠错机制

　　聂树斌案经过最高法院提审，认定聂树斌强奸、故意杀人罪名不成立，宣告聂树斌无罪。此时距离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已经过去21年，距离真凶出现也已经过去11年了。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大家一片叫好之声，的确，应该叫好，然而欢庆之余，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冤案纠错机制吗？是什么样的体制让这样一个明显的冤案沉冤了21年，聂树斌无罪之后，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？

　　聂树斌案的翻案是偶然的，2005年真凶王书金到案之后，供述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是他做的，由此聂树斌案的冤屈进入了公众视野。然而，即使是真凶真的出现，聂树斌案又经过了11年才得以翻案。今天，有人在微信中将审理聂案的司法人员全部扒了出来，从侦查人员到审判长再到政法委书记，全部钉到了耻辱柱上。然而，这些人和聂树斌并无个人恩怨，那么是谁造就了这个冤案呢？

　　首先，立功奖惩体制不合理。警察破案是份内之事，就算破了命案也是职责所在。不应该因此立功受奖。我们的清洁工将街道打扫干净了要受奖吗，我们的工人按时完成了工作任务要受奖吗，我们的律师按时出庭辩护要受奖吗，如果这些都没有，那么警察破了案为什么要受奖呢？如果说破了命案是立了大功，那么在他所在的辖区发生了命案，说明社会治安没做好，不是应该受到大罚吗，发生了命案，再破案，实际上造成了两家甚至多个家庭的创伤，受害人家人被害是莫大的伤害，而被告人被判死刑或无期，对于被告人的家人来说也是莫大的伤害（我说的是被告人的家人，而不是被告人本人），发生这么大损害，这不是大过吗？即使功过能够相抵，不再处罚也就罢了，更不应该因此受奖。其实算起来功过很难相抵的：一个刑事案件发生，即使破案了也会导致多个家庭受到创伤，社会受到巨大损失，赵荔认为警察破案了是亡羊补牢，破不了是罪上加罪才对。

　　因为破了刑事案件，尤其是破了命案多少人会因此立功受奖，这才会导致一些人出于功利心理而制造冤假错案。而在冤案发生之后，又出于维护自己已经得到的升迁和荣誉，而极力阻止冤案的纠错，大家看到了吗？

　　其次，错案追究体制不合理。这个命题看起来逻辑上存在问题，制造了错案就应该追究责任，这有什么不合理的？其实错案的发生并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事情，而是当时的司法体制的问题，正如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中错抓错打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一样，是当时的司法体制造就了这些冤案，错误的主体是国家，而不是某一个人。纠正错案的板子应该打在体制上而不是专门打某个人的屁股。我们放弃追究某个人的责任，看似放纵了一些违法行为，但是却会为整个冤案纠错机制创造更多的机会，扫除更多的障碍。如果错案纠正后，由国家对蒙冤人作出赔偿，不再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的话，可能我们的冤案纠错机制会更加顺畅，会有更多的含冤者冤得以伸。

　　当然，放过的只能是一般违法者，对于那些在冤案发生的过程中明知是冤案而故意造假，甚至刑讯逼供来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以驳取升迁机会的，已经构成犯罪，我们还是要严格追究决不手软的。

　　再次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温床。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，追求事实真相是刑事审判的灵魂。因此我们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，很容易就牺牲了程序公正。比如即使存在刑讯逼供，只要能够破案，就一路绿灯。只要能够查清事实，就可以不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滥施刑罚，超期羁押……其实程序正义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实体正义。因为通过不公正的程序，得到的案件事实未必就是真正的事实，事实上往往也真的不是事实，比如聂树斌案。要杜绝冤假错案，就必须拿出宁可放纵罪犯也不能违反程序的决心。说白了就是宁可放过一千，也不错判一个。观念的改变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。

　　赵荔认为司法体制不合理是造成冤案发生，并导致冤案难纠的主要因素。如果体制不改，冤案还会发生，纠错还是会难。在纠错的道路上遇到困难的聂树斌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可喜的是中央已经开始的司法体制改革让我们看到了希望，我们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创造和变革体制的时代，为了新的体制，我们迎着刺骨的寒风，即使前面有荆棘和枷锁，依然向前……冬天既然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（作者简介：赵荔，男，汉族，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刑事重案部主任，中国刑事辩护网首席律师，北京市律师协会职务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市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）